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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06-14 17:24:00

时间断片上的舞蹈
          　　　　　　　　　　　——关于弗吉尼亚·伍尔夫作品的时间性

内容概要：伍尔夫是20世纪意识流小说的代表，西方女性主义的先驱者。时间性是她写作中的重要特征，她的作品体现了个人私密时间和公共时间之间的关系。而这种独特的时间性观念来源于时代的现代性因素以及她个人关注平民阶层、妇女阶层，注重对缄默人群的历史书写的传记态度。她体现了一个杰出的女性作家对社会的关注和伟大良知。

关键词：伍尔夫，公共时间，私人时间，现代性因素，私人记忆，女性问题

　　生活不是一系列对称的车灯，而是一圈光晕，一个半透明的罩子，它包围着我们，从意识开始直到意识终结。表达这种变化多端的、未知的、不受限制的精神（无论它表现出何种反常或复杂性），尽可能少混杂外部的东西，这难道不是小说家的任务吗？

　　　　　　　　　　　　　　　　　　　　　　　　　　　——《现代小说》
　　一年前，我读到这样的文字，一位容貌纤细的女性的声音，其中透露着深深的执着和打破传统的勇气，它无所畏惧地向我展开了一幅现代小说发展的图景。这是伍尔夫的声音，现代文学和女性主义发展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她并没有发表诸如《喧哗与骚动》或《尤利西斯》那样的皇皇巨著，但她的一系列小说，从《日与夜》到《幕间》，以及最后未完的手稿《阿侬》，都生动而突出地反映了现代小说有别于传统的种种手法及隐含在这些手法背后的大胆的时代精神。综观她的作品和大量文学评论、随笔可见，时间性在伍尔夫的文学观念中无疑占据了重要的位置，通过对现代社会时间性这个概念的独特理解，她改变了传统小说的线形叙述方式，以跳跃的，自由散漫的文笔努力追寻所塑造人物的内心和原始冲动，追求她认为的生活的更高真实。
　　在伍尔夫笔下，时间是内在的，具有个人私密性，随个人的体验而延伸至过去和未来。这种内在的个人时间是有别于固定不变，像法律条文一般高悬其上的公共时间的。公共时间一直是过去传统小说叙述所遵循的框架，各种人物总是被动地处于严格的时间进程之中，对他们的表现是从外及内的。而意识流的文学尝试打破了这个漫长格局的权威，它打破了公共外在时间的权威。伍尔夫很早就意识到，个人的内在生活体验同外在的历史现实进程是不同步的，个人生活中的重大轨迹并不能由那些公众生活里的重要事件来标志，因此，在外在时间的框架中真实地再现一个人的生活轨迹也是不可能的。在《现代小说》中，她已提出意识流小说的基本理念：

　　让我们按照那些原子坠落到人的心灵上的顺序来记录下它们吧，让我们追踪追寻这种模式，无论它看上去是多么不连贯和不一致，每一瞥间的景象或每一件小事都在意识上刻画下了这种模式的痕迹。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她掀起了小说叙述的革命，并以犀利的眼光预见了《尤利西斯》的成功和意识流小说的广阔前景。从这里开始，时间随着人物的内心经历前行，被拉长或缩短，而通过这些人物生命中重要瞬间的细致捕捉和展现，我们得以窥见他们更真实隐秘的人格，得以在一小时或一天之中窥见他们的整个一生。以意识流理论为起点，伍尔夫开始了她的短篇和长篇作品创作，《墙上的斑点》成为意识流的经典之作，然而它还只是速写式的开始，之后的《到灯塔去》，《达罗卫夫人》已是更为成熟饱满的作品。与其他意识流作家不同的是，伍尔夫的意识流乃至非意识流作品都体现出了两种时间，即主观内在时间同外在机械时间之间的冲突，体现出两者的密切联系，这主要有两种类型：第一种是在追踪人物内心变化时表现个人时间同公共时间的对抗冲突；第二种则是在公共时间的大背景下表现公共时间对个人时间的渗透，通过个人体现时代的变迁及其影响力。当然，两条道路也并非并列前进，而是常常在复杂的文本中交融在一起。不过，如果通过粗略的分类，大致可以找到两个突出的例子，即以《达罗卫夫人》作为前者的代表而以《岁月》为后者代表。在这里，我想分别对二者加以简单的分析，以说明这两种关系类型是如何具体出现在文本中的。
　　在《达罗卫夫人》中，两种时间交替出现，首先是作为小说主要手法的个人时间的详细展开，仿佛一个隐秘的镜头从克拉丽莎开始，并通过她进而追随她的丈夫理查德、旧情人彼得.沃尔什，她的女儿及家庭教师，她路过公园时所见的塞普蒂莫斯夫妇等一系列人物，“第三人称间接意识描写与第一人称内心独白之间自如转换、交换融合”（《弗吉尼亚·伍尔夫：存在的瞬间》P202），作者同时还大量运用了“时空与场景切换转接的蒙太奇手法，以便更好地展示人物意识活动相关流程中的对比关系。”（同上P206）这就好比站在一个固定的视点上，感受不同空间人物在经历同一点时内心意识的微妙涌动，视点成为标志，而人物的性格，内在面目则通过他们对这一标志的意识而得到了记录。在追踪人物意识的微妙变化时，内在的时间呈现出不同的速度，当作者描述克拉丽莎缝补准备在晚宴上穿的衣服时，时间显得缓慢而富有韵律：“她一针又一针，把丝绸轻巧而妥帖地缝上，把绿色褶边收拢，又轻轻地缝在腰带上”，而在公园遇见克拉丽莎后，彼得沉入回忆之中，这时时间仿佛停顿了，被逝去的岁月轻轻包裹着，忧伤而充满光亮。在这些孤独的镜头中，个人似乎完全从外在的生活和时间中分离出来，完完全全潜入了内心，依靠过去或未来乃至无意识的流动感生活着，漂浮在思绪之上。正是通过这样类似独白的内心戏剧，人物的性格面目向我们敞开，我们能看到他们心脏每一次轻微的触动，分辨生活片段作用于他们身上的不同力量。对比和个体描述使心灵与心灵之间得到区别又鲜活地呈现，而这种真实和精确的记录是过去传统小说中没有的。另一种时间性则是以钟声为代表的公共时间，它在书中几处固定的时刻响起，唤起不同的心理变化，它是“设计来度量医生和政治家们的一天活动的，但其‘沉闷的转圈’中也包含着更多的难以捉摸的内在戏剧。”（《弗吉尼亚·伍尔夫——一个作家的生命历程》P274），这就是小说在两种时间关系上的演绎方式。钟声是历史和权威的象征，它冷漠无情地宣判渺小人物的命运，干预人们的日常生活，使松弛的个人时间被拉紧，催促行动的脚步。钟声带来的稳定是和人性化的时间相冲突的，两种时间的抗衡可以被看作是个人同社会的斗争，其中充满了火药味和悲剧性。作为一个生活在回忆创伤和敏感之中的精神病人，塞普蒂莫斯是个人时间的维护者，而精神病医生威廉.布拉肖爵士则是机械时间的典型，他是医学界的权威，“均衡，超凡入圣的均衡”是他的女神，“分寸感、均衡感把他的全部职业生活和社交生活载入宏伟时间。”（《虚构叙事中时间的塑形》P190-P191）他要求排除异己，恢复既有的秩序，而一点半的钟声也在向塞普蒂莫斯的妻子“劝告顺从，颂扬权威，齐声夸赞均衡无可比拟的好处。”（《达罗卫夫人》）当布拉肖爵士走向塞普蒂莫斯，要将他带走，将他与妻子分开时，两种时间性达到了交锋的顶点，塞普蒂莫斯微弱的心理平衡被打破了，他跳楼自杀，个人时间的信念被公共时间扼杀了。塞普蒂莫斯是战争的受害者，也是权威医学的受害者，伍尔夫在他的身上明显融入了自己的体验，通过他她表达了对宏伟时间以及医学权力全部压迫和镇压的科学的抗议。他在自己的心灵中是绝对孤独的，面对权威的力量又是如此软弱，无法抵御，他表演了小人物的悲剧。
　　再来说说《岁月》。《岁月》是伍尔夫较后期的作品，这一次，她没有使用新兴的意识流手法，而是以编年史的形式记录了一个家族在几十年间各个成员的命运沉浮。小说中，外在的宏伟时间是作为历史大背景出现的。这期间，世界局势动荡，英国经历了世界大战与战后的经济萧条，但伍尔夫并未直接对这一历史格局进行描述和批判，出现在她笔下的是一个家族，是家庭琐事和一个个平凡无名者的所思所为。“帕吉特家族三代成员的生活历经近60年的时间跨度，展现了纷繁的历史图景——维多利亚和爱德华时代的社会状况和家庭生活，大英帝国的海外殖民主义扩张，女权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惶惑不安情绪，战争带来的惊扰和恐慌，战后的幻灭感，以及30年代人们心中的沮丧和愤世嫉俗……”（《弗吉尼亚·伍尔夫：存在的瞬间》P327）。社会变化及其影响都是通过作者家庭生活和家庭成员的思想情感间接地显露出来的。作者以几个重要年代作为里程碑，截取帕吉特家族延续中的断裂面，对其中的人物和生活状况作出交代。这些年代的选取是以家庭的转变兴衰为出发点，并非完全与外在历史事件同步，在此，也可以把家族的发展史看作伍尔夫对主观时间的展现，这种时间性是根据个人命运中的“重要瞬间”来确定选取的，一年的时间又被不同的人物分割成不同时空下的延续，在不同的意识中与过去和未来相连，形成一个封闭圆满的圆，而这些圆又在与其他圆发生联系时碰撞交错在一起。伍尔夫想要表明自己关于历史的态度，即“一种更重连续性而不强调事变的历史”（《弗吉尼亚·伍尔夫——一个作家的生命历程》P230），因此，她把教科书中记载的重要历史事变置于历史记录的边缘，而处于中心地位的则是建设性的家庭生活。《岁月》中，没有中心人物和中心场景，人物轮番出场，并不按照某种固定的顺序，他们不仅在展示表白他们自己，也在表现渗透进他们性格和思想深处的历史，宏伟时间以渗透的方式进入了个人时间。它们之间的关系不再是你死我活的紧张冲突，它们彼此交织影响，个人生活构成了历史，而历史又扎根于无数小人物的心中。《岁月》中使用了同《海浪》相似的手法，把自然环境与人物命运相连，一开头作者就向我们描绘了初春的景象：“那是一个变幻莫测的春天。天气乍暖还寒，阴晴不定，大地上空总有蓝云紫雯飘荡。”在生命的初始阶段，帕吉特家族的的孩子们及他们的亲戚姐妹都还处于不确定性中，生活向他们敞开了多种可能，初春英国变化不定的天气正是他们年轻生命的写照。而父亲去世，家人四散，艾丽诺将老屋拍卖并准备离开时，外面正下着大雪：“雪下了一整天。天空延展开来，像一只灰鹅的翅膀，羽毛纷纷扬扬落遍英国……夜渐阑珊，雪盖住了车辙；把车辆的印记抹光，给纪念碑、宫殿、雕像披上一件厚厚的雪袍。”雪天将艾丽诺和老仆人克罗斯比搬离老屋的伤感与眷恋的温情衬托得恰倒好处。结尾处回顾往事的老人们在聚会中度过了整个夜晚，他们走到黎明的街道上：“天空一片浅蓝；在蓝天的映衬下，房顶泛着紫光；烟囱是纯正的砖红色。万物笼罩在一种飘渺的宁静与单纯的气氛之中。”“太阳已经升起，房屋上方的天空显得格外美丽、单纯、宁静。”这是新的开始，它向未来敞开，年轻的一代成长起来并冲破了怀旧的感伤，尽管两代之间存在的难以填补的鸿沟，但他们对未来，对战争结束后新的一天都满怀希望和热情，和谐美好的黎明和冉冉上升的太阳就是这种信念的生动显现。自然环境不仅是人物命运的衬托，它也象征着人物所处的社会大背景，同时，四季更替，草木枯荣也代表了个体背后生命意志的永恒延续，传达了生命不息的活力。它表明了伍尔夫对英国社会发展甚至对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批判性乐观态度，她要告诉我们的并非绝望，而是对人类的信任，是向上的力量。当然，这种乐观并不是盲目的，她同时也对当时的一些社会问题作出了批判。她塑造了一系列的女性形象，她们个性鲜明，坦率，并时时对生活做出诚实的思考。艾丽诺为家庭牺牲了个人幸福，而吉蒂最终屈服于父母之意成为了一个贵妇人，相反，萝丝参加革命被投入监狱却保持着坚强的斗志，萨拉安守贫困而独立的生活……这些充满活力的女性在和社会阻力的斗争中或被淹没或坚持展露出来，作者在她们身上看到女性运动的出路和障碍，对女性在社会上受到的不公予以谴责，并大声宣布了这些无名者本身的优秀和活力，她们未能发出自己的声音不是因为性别的低劣无能，而是两性的不平等导致的。另外，作者还描述了艾丽诺和玛吉一家在地下室躲避轰炸的场景以及人们在战争前后的忧虑心理，她籍此做出了自己对战争的批判，反映了战争摧残人性，破坏生活平静与希望的一面。这样的社会问题批评还有不少，就不一一详述了。还有一点我想说明的是，虽然在《岁月》中，伍尔夫似乎放弃了意识流的手法而沿用早期的传统写实手法，但这并不是后退，注重人物的言行和场景细节代替了对意识的跟踪式记录，这两者之间其实有相通之处。表面是琐碎的家庭事务和交谈，但每个动作，每句话都显露出发出者内心的动机，显示他内心的微妙变化。在《岁月》里，伍尔夫把人物从大量内心独白和独自行动中提出，更多地放入人和人的交往关系中，从他人眼光和评价中深入性格，带动读者一同观察、感受生活。
　　《达罗卫夫人》和《岁月》分别是伍尔夫较早和较晚期的作品，从中也能看出伍尔夫在创作上的成长，从对个体的关注走向对集体对历史的批判性叙述，从大段内心展露到细节和动作的更加含蓄的表达，都意味着伍尔夫在思想和技法上的逐渐成熟。《达罗卫夫人》里充满了对抗的悲剧性情绪，而这种激烈到了《岁月》已演变为冷静的观察角度和对漫长人类历史的平和的打量。《达罗卫夫人》是意识流的典型作品，而《岁月》则运用了传统的叙事手法，但对伍尔夫的一系列小说，绝不应该只做出这样简单的分类，她的每一部作品都是一次勇敢的创新，从更细微的角度来看，她的每部作品运用了不同以往的独特手法，时间在其中更是扮演了不同的重要角色：“例如《墙上的斑点》的实际时间不过片刻，《雅各的房间》基本遵循着线性时间顺序，《达罗卫夫人》描写的是一天中十几个小时，《到灯塔去》首尾之间相隔十年而给人以黄昏经黑夜到清晨的意味，《海浪》中人物的整个生命历程被置于从日出到日落再到黎明的背景中，《奥兰多》的时间则绵延了几个世纪。”（《弗吉尼亚·伍尔夫：存在的瞬间》P292）时间在她笔下变得柔软，可以像达利画里的钟一样被任意拉长，它们成为神奇的容器，伍尔夫往里填充诗意的片段、人物在人生舞台上独白式的倾诉、回忆和未来的混杂交错之物以及被浓缩了的历史断片，她使时间与她所写所说之物之间不再存有空隙，两者完美地紧贴，形成一个天然整体。在此她融入了自己关于时间性的永恒的观点，往昔的生命体验通过记忆渗透进现时，获得超越时间的“永恒性”，而个体生命则在血脉和精神的延续中将这种部分的完整带入整个人类历史，带入不灭的大意志之中，由此，活力像源源不断的泉水汇集向前，永不枯竭。
　　面对伍尔夫在小说中向我们展示的独特的时间性，我想，首先，应该把问题放在更大的时代背景中去考察。伍尔夫的理论并非完全是个人化的经验，它同时也建立在整个大的西方理论发展的基础之上。它是现代性在文学艺术领域的体现。从波德莱尔至今，现代性的种种因素在艺术界掀起了一场大革命，它使得我们的时代具有鲜明的特征标志而与过去的时代区分开来。在革命的最初阶段，波德莱尔认为“现代性是艺术昙花一现、难以捉摸、不可预料的一半，艺术的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可改变的……”然而，这“短暂、易逝、偶然”的一半却最终压倒性地覆盖了艺术的整个层面，甚至呈现过盛的颠覆热情。马泰·卡林内斯库在《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中提出：
　　“最广义的现代性，正如它在历史上标榜的那样，反映在两套价值观念不可调和的对立之中，这两套价值观念对应于：1、资本主义文明客观化的、社会性可测量的时间（时间作为一种多少有些珍贵的商品，在市场上买卖），2、个人的、主观的、想象性的绵延，亦即“自我”的展开所创造的私人时间。后者将时间与自我等同，这构成了现代主义文化的基础……这种时间意识产生于孤立的自我，部分也是对社会活动中非神圣化（从而也是非人化）时间的反动。”
　　他为此提出的现代性的“五副面孔”，即现代主义、先锋派、颓废、媚俗艺术以及后现代主义，“这些受到细致观察的概念尽管有着不同的起源和各别的意义，却共同拥有一个主要特征：它们反映了与时间问题直接相关的理智态度。显然，这不是哲学家的形而上学或认识论时间，也不是物理学家们处理的科学建构，而是从文化上去经验和评价的人性时间（human time）与历史感。”由此可见，伍尔夫的个人时间与机械时间的冲突和融合就像是现代性中两套价值观念对立的回声，它也深深烙在了时代的沙地上。现代性突出当下的短暂易逝，在当下的基础上主张市侩文化，如波普艺术挖掘艺术品的可复制性和商业价值，或者破除传统的唯美、和谐和永恒感，彰显震惊、刺激、愤慨和决裂等因素，宣告艺术品昙花一现的新鲜感和短暂存在的唯一性。从杜尚的《泉》到波普，到后现代主义的零度美学，现代性以激情的姿态处处打破传统美学的清规戒律，投身到近乎粗野的全然自由中去。私人经验在其中占据了重要的价值地位。单从文学小说方面来说，“与经验世界的联系被认为是与精神相抵触的……小说家被迫返回到他自己主体性的本原。由于这个过程导致了对‘客观精神’的资产阶级世界的逐渐放弃，导致了相应叙事结构的主观化（所谓第三人称单数的叙述激进地转向第一人称单数叙述），资产阶级文学公共领域所宣称的‘可普遍化的经验’也就面临着危机。这种发展趋势随着文学现代主义的诞生而达到高潮，其显著特征就是越来越趋向于自我指涉性，趋向于文学能指的自主性，线性时间的断裂，对作品整一丰满的古典理想的抛弃。”（《文化战争：现代与后现代的论争》P4-P5）伍尔夫的几部小说设计，《达罗卫夫人》和《到灯塔去》中对内心意识流动做出记录和真实反映的幻象；《岁月》更多通过人物自身的姿态和言语交际体现内在动机而避免叙述者的外在描述判断；到了《海浪》，作者则干脆抛弃淡化了的叙述者，让每个人物直接面向读者以舞台独白的方式剖析自己的内心。这就是一个逐渐转向自我主体，而将外在事件只作为背景框架进行陈述的方式，非完整的故事情节，没有高潮，没有主要人物，没有全能的叙述者，甚至是“无叙述者”的结构形式，这在古典文学的理想中是根本不允许和野蛮的。伍尔夫的小说和同时代及以后的很多小说家作品一道，体现了现代小说的几个基本美学特征：“第一，由客观事物和事件组成的外在世界不再重要，除非这些东西能被上升到象征的高度，变得透明以展示思想，或用做意识发生过程的背景。第二，小说家全神贯注于时间主题。第三，对叙述技巧和手法的试验。”（《现代小说的美学特征》P230），因此，处于现代性大背景之下的小说家们并不是一个个孤立的暗礁，他们从不可预见之处彼此相连，互相呼应、剖白，为现代性激进而富于革命的雄辩提供了证据。
　　当然，除了在大时代推动下半自动地获得的共同因素外，伍尔夫的时间性观念还是具有和别的同时代作家不一致的独特细腻特点，这与她自身的成长生活经历与个人气质，对生活和社会的思考，都密切相关。伍尔夫的一生中，有几个要素对她的生活构成了极其重要的改变，首先一个是回忆对她整个一生的渗透。过去的生活，尤其是童年和少女时代始终牢牢地纠缠着她，攥住她，控制她的希望和情感，母亲的死，父亲的慈爱和最后几年的暴躁，几姐妹之间的相依为命，还有兄长在她幼时对她的性侵犯行为……如此种种，在她进入独立处境并能自由发表自己的意见之后仍然如梦魇一般越来越沉重，甚至在她晚期的作品《岁月》中，她又固执清晰地回到了早期回忆的场景和人物中间，“似乎在重写过去的故事”并以此寻求解脱。在每一部小说中都能不同层度地看到她个人的影子，而《到灯塔去》则是一部典型的纪念之作，她就是在描述自己的家庭，父亲、母亲和姐妹，他们性格深处细小的暴躁和温柔，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思想，他们给伍尔夫留下的强烈印象。她不得不写下这些。在她尝试为母亲刻画精确的肖像时，母亲又以幽灵的身份回到了她身边，在她的生活中延续下去。她的姐姐范尼莎在作品完成后曾给她写信说：“……我似乎觉得在书的第一部分你给母亲画了一幅像，在我看来这比任何我所能想象到的东西更像她。将她这样从死者中唤起几乎是令人痛苦的。”家族的影响对伍尔夫来说几乎成为病态的情结，她在小说中毫不避讳这点，而她的精神崩溃和投入死亡诱惑的行为，也很大部分地表现为对往昔的回避。往昔“重要的瞬间”对她犹如一个个尖利的疼痛点，她用自己的笔把这些点串连起来，并赋予它们比其本身更高更深的意义。在这个层面上，她的时间是过去对现时的渗透，这一点和福克纳的时间观念有几分相似，个人时间向过去绵延地伸展而去，并因此而被拉长，由于被逝去的声音环绕而变得饱满。
　　另外，比这个因素更强烈明显地显露出来的，是她对历史隐秘角落的挖掘，她对处于卑微地位的人群的关注和热情。这造就了她对传记的巨大兴趣和独特的传记态度。伍尔夫关注的传记既是广义的又是狭义的，即它既适用于整个历史的书写又概括了个人的成长史。她的传记是对传统传记史料的重写，在这次重写中，以往缄默的声音得到了传达。缄默就是她新传记的中心。伍尔夫对传记的兴趣从年轻时的阅读中就体现并发展起来了，她阅读了不少历史传记书籍，同时在各种日记、议论中她都对历史观做了积极的探讨。她的作品都可以作为一种新的特殊传记来阅读，因为它们或者是关于一个人的成长记录，或者是几个人或一个家族的发展和回顾。在小说的各个角落，伍尔夫还时常精心地安插进传记的记录者形象。比如《雅各的房间》里，雅各试图自己撰写一部传记，一部关于隐匿的平民的传记；《海浪》中伯纳德更多是作为一个观察者和记录者的形象出现，小说的最后一个章节，完全由伯纳德的描述总结了几个主要人物的性格和处境，以及从他们身上升华起来的意义，对生活的感慨，他成为一个对平凡小人物的内心进行挖掘的观察者、记录者，也就是一个伍尔夫所提倡的开启缄默历史的传记作者。这时，伯纳德成为了伍尔夫的理想化身。
　　从传记的角度来看，伍尔夫笔下塑造的人物，不管是单个的，还是以家族方式出现的，都是平凡的，永远湮没于历史重大事变之下的小人物，但他们的身份又是具有代表性的，他们的声音是那些被埋没的声音，被欺辱被蔑视的声音，他们也正是这样的群体，以他们的身份，平等是远未达到的。首先，他们是平民阶层，是一个个不起眼的小家庭成员或个人。就像《到灯塔去》里拉姆齐一家；《岁月》里的帕吉特家族；《海浪》中的六个朋友，还有雅各，达罗卫夫人，雷切尔……他们的一生像树叶一样单薄飘零，不惹人注目，他们只在周围狭小的朋友和亲人圈子里散发光热，对于重大的历史事件，他们是遭受者，是被推动的人群，但他们对历史的影响却极少有人注意到。伍尔夫看到了这点，她看到了历史进程中家庭的建设作用，“历史并不仅仅是由重大的事件（如战争、灾难和特殊的庆典等）构成的，人们对历史的关注不应该只集中在一些重要的人物和他们的生活方面，相反，为数众多的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他们的所思所想，同样是构成历史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岁月》P2）在伍尔夫看来，历史并不是少数政客和阴谋家之间的游戏手段，普通民众阶层的生活和愿望才是其背后真实持久的推动力，因此，一系列隆重的偶然事件是不足以记录真实的历史进程的。她的目光向下，注意到身边活生生的人群，他们和那些史书上的著名人物一样具有同等高贵的灵魂，有生动细致的性格和活泼泼的表现力，忽略了他们的历史只是死水一潭。因此，伍尔夫追求的并不是史料的详细和真实可考，她追求历史和生活更高的真实，对一个历史处境下普通人内心的有力刻画，通过他，我们感知历史发展带来的最真实和广泛的影响，了解作为人的自由高尚的内心精神是如何突破这个冷漠机械的社会而高旋其上的。
　　更进一步，伍尔夫把目光投向那个时代的妇女。当时，女权主义兴起不久，但已经成为一个引人瞩目的社会论题，妇女在两性中的不平等地位使她们成为更加低微，更加缄默的社会群体。作为这其中的一员，她深切地感到为两性平等的必要，感到女性在社会上立足和发挥才智所遇到的种种阻碍，这一切都使她更深入到女性问题的探讨之中。《一个人的房间》成为了女性思潮发展的里程碑式作品，她在其中以散文化的语调亲切又细致地阐述了自己对女性问题步步深入的过程，以及她著名的女性主义观点。她对女性问题的思考并不停留在争取社会权利等政治层面上，她的思考更形而上，升华到两性融合，雌雄同体的最高理想。她的看法是超然的，即便这个理想还不够具体，需要更多更细的步骤去达到，但她提出了一个光辉的方向。《奥兰多》作为欢快的游戏之作，伍尔夫也在其中通过奥兰多这个经历了两性处境的神话人物，实践了她两性之间沟通、理解、融合的理想。她的作品涉及大量的女性人物，而男性角色在很多时候都显得黯然失色了。她笔下的女性总是聪明独立，时时对自己的处境进行思考和选择。即便是达罗卫夫人这样陷于社交和家庭中被埋没的女性，仍然保留着反思的时刻。她以笔下性格鲜明的各个女性身份去体验这个社会，去打破社会对女性的压制和偏见，重新建设她们自己细腻真实的世界。女性的声音，他们被男性和被历史事件双重压迫了的声音，如今无比强烈，无比高昂地从各个家庭，各个生活角落发出，并将勇敢争得自己的地位。除了小说和女性主义宣言，伍尔夫还试图在文论方面培养建立“普通读者”。“她在文学批评方面首要的努力，就是要把普通读者从各种各样的消极状态中拯救出来。”“她蓄意打破作家和公众之间的障碍，邀请读者来做一个共同工作者”（《弗吉尼亚·伍尔夫——一个作家的生命历程》P258）。在《普通读者》的序言中，她引用《格雷传》里的话说：“……我很高兴能与普通读者产生共鸣，因为在所有那些高雅微妙、学究教条之后，一切诗人的荣誉最终要由未受文学偏见腐蚀的读者的常识来决定。”这表明了她的态度，在任何时候她都采取了平易谦逊的态度，任何时候她都试图避免让自己的声音成为一种权威，一种冰冷不可触摸之物。
　　由此可见，伍尔夫作品中的时间性绝不是一个单纯的写作技巧，一种文字游戏，而是她社会人生态度的投射。通过个人时间的绽露，通过准确传神地把握个人性格，她弥补了高高在上的历史记录，存留了那个时代纯真丰富的生活图景。她的时间性就像情节叙述下面一条稳定有力的河流，使建筑保持在一片扎实的地基承托之上。她努力营造自己的“局外人”身份，这一身份使她始终具备为缄默人群伸张和言语的权利，而她最后十年的写作，则“试图要重新创造出这种更早的和更健全的匿名性，实际上也就是要建立同劳动妇女中广大潜在读者的语言纽带。”（《弗吉尼亚·伍尔夫——一个作家的生命历程》P370）她绝不像有些人所批评的那样是象牙塔里的人物，事实上，她一直在关注现实社会，关注各种社会问题，包括战争，虽然她的主题很少直接涉及战争问题，但事实上，“如果我们试图理解她对历史叙述的挑战，至关紧要的是要在她对战争的对抗中看到一种如此彻底的义愤，以致她采取了比反战诗人们更激进的立场，干脆拒绝对战争做任何描写。”（《弗吉尼亚·伍尔夫——一个作家的生命历程》P232）。伍尔夫是这样一位难得的女性，始终保持匿名的平易姿态，保持观察和探讨事物的积极兴趣，保持一个女性所有的最优美的细腻和理智。这正是我热爱的，也是我希望自己的——一个伟大女性的热情和良知。

参考书目：
《到灯塔去》（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3年４月印刷）
《达罗卫夫人》（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3年４月印刷）
《雅各的房间》（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3年４月印刷）
《远航》（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3年４月印刷）
《海浪》（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3年４月印刷）
《奥兰多》（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3年４月印刷）
《岁月》（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3年４月印刷）
《一间自己的房间》（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3年４月印刷）
《普通读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3年４月印刷）
《萨特文论》（让—保罗·萨特著　沈志明等译　安徽文艺出版社）
《激进的美学锋芒》（福柯　哈贝马斯　布尔迪厄等著　周宪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年11月印刷）
《现代性的五幅面孔》（马泰·卡林内斯库著　周宪　许钧主编　商务印书馆　2002年印刷）
《虚构叙事中时间的塑形》（保尔·利科著　王文融译　三联书店　2003年4月印刷）
《弗吉尼亚·伍尔夫——一个作家的生命历程》（林德尔·戈登著　伍厚恺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3年印刷）
《弗吉尼亚·伍尔夫：存在的瞬间》（伍厚恺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9年9月印刷）
《冰山理论:对话与潜对话》（崔道怡编）